为什么保加利亚的犹太人免于被驱逐？

1945年保加利亚的犹太人口规模几乎与1939年相同：约有5万人，占保加利亚总人口的0.8%。人口规模之所以保持一致，是因为在1943年最终下令驱逐时，由广泛的教会领袖、议员和普通民众组成的联盟通过抗议和行动实现的。然而，挽救“老”保加利亚犹太人的代价却是从马其顿和色雷斯的领土上驱逐11000多名犹太人。

保加利亚一直保持中立，直到1941年3月加入轴心国，回报是对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控制权。保加利亚早在1941年1月就通过了《保卫国家法》，采纳德国的反犹太法律，包括佩戴黄色星章。但是，对退伍军人、基督教皈依者和混婚者的系统性豁免减轻了该法律的影响。1942年6月，在反犹太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·贝列夫的领导下，成立了犹太人问题委员会，旨在执行现行法律并建立犹太区。

1943年1月，阿道夫·艾希曼的特使西奥多·丹内克从柏林抵达。丹内克和贝列夫同意将2万名犹太人从保加利亚驱逐。1943年3月，有11343人从马其顿和色雷斯被驱逐到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，而“老保加利亚”（1941年之前的边界）的犹太人则遭到逮捕和隔离。然而，此时，政治和军事局势已朝着对德国不利的方向发生根本性的转变。目睹这些地区逮捕事件的议员们提出抗议，他们签署了一封致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的公开信，要求他停止“可能使政府和整个国家面临大屠杀指控的特殊和残酷措施[…]”。索非亚东正教大主教斯特凡警告国王鲍里斯三世，“上帝从天上注视着你的行为”。国王鲍里斯三世决定把索非亚的犹太人撤离到乡下，这遭到普通市民的抗议，认为这样不公正。许多撤离的犹太人也藏在乡下，1943年8月，德国驻索非亚大使写信给柏林称，只有在政治和军事局势缓和的前提下，才会重新开始驱逐。